值此台湾新片30周年之际，谢庆龄导演从台北飞到清迈、巴黎、东京、香港、北京、鹿特丹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导演、影评人、艺人纷纷谈起新片来台与他们的关系如此遥远又如此亲密。台湾新电影和第五代几乎是同时由始的，难怪乎要进行对比。这是不解风情的政治爱好者，拿来比照两岸文化的优越性的思维模式。真不知当年谢晋推选《悲情城市》，会给意淫者多少政治解读。大陆的语境依然带着隔阂感，是站在西方对面的这种历史影响至今泾渭分明。对台湾电影的讨论，其目标与其说是寻求异域的认同和价值体现，不如说是要问问对岸是怎么看的纪录片本身也绕不开这种政治思辨，这是该片之不幸。意识形态的对冲是故事的缘起，新电影似乎想用电影的方式去改变，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新电影真正为人喜欢的，是电影同质性魅力的散发不解意图的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困惑于现实与创作关系的人看到了各种智慧和工作成果的示范如此种种，已经超越了历史语境。事实上改变这种局势（不同意识形态产生的压力）的却并非是电影，电影反而成为过去思辨留下的印记脱离需求之后，看这些电影，想的就是电影发展的问题了。